在中国，纵观所有的公众人物身前身后的评价，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：仅仅提出理论的口号，而尽量避免对社会上具体事件发表评论的学者，无论是什么立场，无论是偏自由派还是偏向建制，公众评价大体还是不错的。

比如b站讲法考时的罗翔，粉丝暴涨破千万，口碑爆炸，互联网上难见一个恶评。

但是，当他们开始对于具体的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，口碑和评价却非常容易崩塌。

当我们看到罗老师对于死刑的论述，对于罪犯子女是否可以报考公务员，关于寻衅滋事，对于covid是人造否的论述。

人们就会看到“罪责自负”、“刑罚的意义是教化还是惩戒”、“法律要效率还是公平”，这类高高在上，单说出来没人会反对的法学原理和讨论，应用在真正的判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。

如果我们完全认同他说的“放过一百个坏人”危害远远不及“污蔑一个好人”，那你就要面对劳容枝迟迟不能定罪。

如果我们完全认同“罪责自负”，那么你就要对罪犯子女一切平等的对待。

如果我们对“刑法的意义是教化”并不反对，那么你就要理解持这个观点人基本都是自然而然“温和废死派”

现代的人在两年之内的评价尚会如此反转，更别说是几十年前的人。

可我们依然要想清楚：

就算我们面对多年未能定罪的劳容枝，面对从子女手中追不回不明资产的xx，对于寻衅滋事，对于这一切，是否可以证明他所说的“罪责自负”、“刑罚的意义是教化还是惩戒”、“法律要效率还是公平”这类高高在上法学观念是错误的，是不符合国情的？

但我仍然相信他们的良心！

当你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奔走宣传时，难免会“矫枉过正”。教员都说“矫枉必须过正”。现代人脱离时代的语境，对于过去的人过多的苛责，要求每一个主张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我想这也是不合理的。